文化馆理论研究，关注哪些话题？

“离开文化设施，文化馆服务能做什么？”“林林总总的文化资源如何为我所用？”“怎样才能与社会力量共舞？”“科技应用落地转化的切入点在哪？”

文化馆行业服务范围广、服务方式多样、地区差异大，需要满足的新需求常常是分散多元的，因而，其理论研究也更注重应用性。近日，在全国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交流活动中，众多文化馆从业者和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讨论。专家认为，站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节点，文化馆行业正迎来理论建设与实践创新同频共振的黄金期。

跳出业务看问题

“文化馆使用频率不均衡、对高学历群体吸引力不足，公众对文化馆的职能认知较模糊，如何解决？”在为期数月的调研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苗美娟在分析了制约文化馆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在寻找理论突破口。“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服务体系，行业需要达成一个共识。”她发现，困境背后往往是文化馆的定位出现了问题。

“文化馆需要在新时期再回答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个根本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金武刚认为，文化馆的理论研究既要扎根实践解决具体问题，更要构建基础理论框架。如果只盯紧眼下，仍免不了在业务工作和固有经验中打转，难以产生新的突破。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文化馆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王全吉，长期从事文化馆一线理论研究。在他看来，文化馆理论研究长期未得到应有重视，部分市县级文化馆尚缺少理论研究人员。“近年来，在中国文化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努力下，这种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此外，一些先进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积极推动了行业的发展。”王全吉分享，浙江的公共文化论坛已持续开展多年，推动15分钟文化圈、农村文化礼堂等创新实践，让公共文化人人可及的理念深植基层。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文化馆行业的理论活力根植于实践的沃土。近年来，各地文化馆在服务方式、内容供给、活动载体等方面展开多元探索，回应群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

关注到很多年轻人没时间来文化馆、市民夜校课程“摇号”难等现实问题，浙江省文化馆馆长阮静意识到，只靠馆舍服务已经远远不够，必须延伸服务半径。常规的解决办法是让文化馆员和服务走出去，但迟早还会面临局限。“如果我们将文化馆作为一个平台，是不是可以改变整体的服务逻辑？”基于这一理念，浙江省文化馆开启了破除边界、载体和机制之限的全面探索，提出“街头是最大的舞台”，带动市县级文化馆在全省设立了3000余个常设文艺演出点，集成并布局了大量优质文艺资源，最大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艺赋美”3年间开展活动逾55万场，惠及群众1.5亿人次；在浙江杭州西子廊桥举办的盲盒音乐会，相关短视频单条播放量超过655万次。

“文化馆没有围墙了，艺术夜校挪到身边了，文化馆主导的演唱会不收门票。”看着群众发来的最新反馈，阮静感慨，从文化馆零门槛进入到文化馆服务零门槛参与、全民共创，正是理念突破让群众变成了文化馆的“合伙人”，让全民艺术普及走出文化场馆、融入百姓生活。

文化馆虽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但因所处地方的实际情况及政策环境不同，发展各有侧重，理论研究也各有针对性。同样是发挥平台枢纽作用，广东省广州市文化馆在供给体系上做文章，着力解决“谁来供给，供给什么，如何持续供给”的问题。

广州市文化馆馆长董敏坦陈，广州市文化馆面积大、区位佳，定位为文化综合体。面对大体量的文旅服务，引入社会力量是必由之路。

经过广泛调研和反复尝试，广州市文化馆以创新供给方式为突破口，以新型文化综合体为核心，探索出项目共建、空间联营、公开招选、资源优配、合作分成5种运营模式，并与公共文化共同体、社会合作方联盟、新空间、公共文化云平台、志愿服务以及品牌活动紧密相接，开发出一系列“文创+”业态，让各方资源随时能聚集于文化馆这个大型“中央厨房”，高效烹出展览、演艺、研学等文化特色餐。

“以前，我们对工作的评价局限于办了多少场活动，服务了多少人次。现在，有了更科学的评价维度和系数，我们有能力充分体现文化馆的综合价值。”董敏告诉记者，2024年，在当地公共文化财政投入经费减少40%的情况下，广州市文化馆依然顺利开展了3700多场活动，其中约40%由社会力量供给。截至今年8月，该馆举办的活动中，社会力量供给比例已超过76%。

回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

文化馆理论建设的核心命题在于回答并指导解决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时代之问、实践之问，如文化馆服务怎样破解资源约束与需求不断增长的矛盾，怎样通过创新人、财、物等要素的调配机制，促进文化馆服务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大学研究基地（公共文化）主任李国新认为，新时期文化馆理论研究要紧紧围绕文化馆在新时期的发展重点和目标定位，一方面要以提质增效为核心强化基础服务能力建设，提高数字化、智慧化、社会化发展水平，拓展和深化服务创新形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任务。另一方面，要聚焦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超前研究、推动与文化强国相适应的文化馆高质量发展，构筑提升人民群众艺术素养、审美能力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着力提升中国特色鲜明的文化馆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

浙江省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喻友贞表示，浙江义乌将两权分置改革重点放在基层文化馆（站）。以往，基层文化馆（站）面临单一供给与多元需求错配、设施利用率低与活动吸引力不足、财政依赖与社会参与渠道梗阻等问题，导致资源整合难、效能提升难、持续运营难。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重新厘清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关系。

“我们坚持政府主导不缺位、社会参与不失位、公益属性不越位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的调控机制、健全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完善公益属性的保障机制。”喻友贞告诉记者，义乌探索“分类授权+契约监管”，以灵活的方式引入、培育优势社会力量，并将公益要求、监管标准量化为合同条款，激活共治效能，破解社会参与“质”难保证与多方协同“效”难实现的问题，不仅“引得来”社会力量，还要育得好、留得住。

新时期，数字化转型直接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效率，而相关的理论研究数量相对少、研究视域相对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桂刚认为，公共文化数字化、智慧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广泛传播。理论研究更应注重分析平台联动在资源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不仅要重视资源建设，更要研究新技术与各类公共文化服务的结合点，寻求内容和形式的质的超越。”金武刚认为，高校研究力量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关注越来越多，政学研结合对行业发展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将为新时期文化馆的实践创新提供更强的智力支持。

西子廊桥·“文艺赋美”盲盒音乐会现场    浙江省文化馆供图